江淮，顾名思义，指的是长江与淮河一带，广义上是指江南、淮南地区，狭义上指江苏省、安徽省的淮河以南、长江下游以北一带地区，主要由长江、淮河冲积而成。地势低洼，海拔一般在10米以下，水网交织，湖泊众多。受地质构造和上升运动的影响，沿江一带平原形成了2－3级阶地，分布着众多的低山、丘陵和岗地。

正是江淮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让江淮地区形成了自己的地域文化，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明和丰富的文化遗存。由于这里处于南方的长江文化与北方的黄河文化交流融合的过渡地带，因而可谓是连接中国南北文化的走廊与桥梁。正如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1977年10月14日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所说的那样：“淮河流域在中国考古学中确实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性。这个地区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源地之一。”

早在夏商时期，居住在这一区域的先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徐淮夷文化”，并在西周达到了顶峰。其文化强烈受到黄河文化的影响，带有浓厚的中原文化色彩，曾给南方的楚文化、吴越文化以深远的影响。进入春秋时期，随着楚文化的东渐和吴越文化的北上西传，江淮地区的徐淮夷文化迅速改弦易辙，向楚文化、吴越文化靠拢，出现了文化大融合，其文化风貌已趋于一致。如春秋中期或晚期的徐国青铜冶炼，制模、制范、锻烧、浇铸、浑铸、焊接、修整等每一个环节，都精而周密，相关文献中就有“大都制作精良，铭文字体秀丽，纹饰细致优美，为长江流域的风格，与北方的庄穆雄浑不同”的记载。

到了秦汉时期，江淮地区成为全国文化发达区域之一，特别是淮南王刘安定都寿阳，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著书立说，对本地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刘安招集宾客集体创作的道家名著《淮南子》一书，内容繁富，包罗万象，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农学、生物、音律、神话等诸多方面，可谓是我国古代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评价《淮南子》说：“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大公，下至商鞅。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而此间，漆器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可分为日常生活用器、丧葬用器、兵器、乐器、交通工具、文娱用品、计量与天文仪器等八大类，并出现了形状各异的漆盒，有方形、圆形、月牙形、盝顶形，有单层、双层盒，有些使用彩绘装饰，文化气息更加浓郁。

不过，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江淮间大批豪族士人大规模南迁和曹魏的移民，加之战乱影响，使这一地区的文化迅速衰落。南朝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沈约在其所撰的《宋书州郡志》中就记载说：“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民已无复，文化自然也会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故而一落千丈。直到隋唐时期及以后，江淮地区的经济和文化迅速得到恢复，北宋时期的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新唐书·权德舆传》中就有“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以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之记载。而文化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制瓷技术得到了改进和完善，成为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著名制瓷中心之一。当时处于我国南北方过渡地区的寿州窑，其在烧制技术、瓷器造型、釉色等方面兼具南北方特点，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黄釉系统，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形成了自己的个性，以其喜人的黄釉称誉天下，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评价说：“寿州瓷色黄，茶色紫。”

位于宝应县的汉代墓葬区，墓墩数以千计，若悬盂覆釜，被后人称为“九里一千墩”。这里曾出土有“汉铜虎”“千斤镫”“双鱼铜洗”等汉代以来的铜器、陶器、玉器、铁器等珍贵文物数百件，发现了孔子见老子石门画像石等。1982年5月，“九里一千墩”步入江苏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行列。

包括我们射阳在内的盐阜地区位于长江之北，自然也属于江淮地区，其文化也深受江淮文化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1941年1月20日，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陈毅、刘少奇、张云逸、赖传珠、邓子恢等革命先辈在此战斗生活，留下了大量红色文化。陈毅将自己儿子托付给开明士绅、我县首届参议长邹鲁山，团结了一大批拥护支持抗日知识分子。黄克诚、张爱萍、阿英、邹韬奋、贺绿汀、庞学勤等开国将军和文化名人足迹遍布射阳大地。

1947年11月，中共华中工委在射阳县耦耕堂成立，陈丕显、曹荻秋、管文蔚、吉洛（姬鹏飞）等一大批领导在此战斗生活。现在，盐城的新四军纪念馆和射阳的华中工委纪念馆，每天接待大批游人，向人们诉说红色文化。（袁文良 王中印）